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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华生平事迹(一)

发布:本站整理  时间:2015/10/24  点击:

王国华早年参加革命,领导农民斗争,是河南著名的“农民领袖”。农民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王老汉”。1932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战斗在豫南和鄂豫边区。他曾出席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瑞金中央党校学习。他历任中共确山县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委员、鄂豫边区省委书记、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政委、新四军竹沟留守处主任、桐柏区二地委书记、信阳军分区司令员;建国后,历任河南省农协副主席、土改委主任、监委主任、副省长、政协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王国华遭迫害致死,终年80岁。

1890年12月7日,王国华出生于确山县一贫苦农民家庭。反动县政府经常向他家催交税银捐银,交不上就得给狗腿子拿饭钱、跑腿钱;不给钱,就抓人打人。王国华10岁那年,催银子的来了。其父王万昌吓得躲藏起来,其母将王国华藏在破木箱里,上面盖些破棉套。狗腿子找不到王万昌,指名要王国华抵债,王国华在破木箱里听得清清楚楚。从此,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充满了对反动政权的仇恨和对贫苦农民的同情。

1905年,王国华到地主朱玉贤家,连当了十年长工。1915年,他不愿在朱家为奴,毅然辞工回家,以砍柴卖柴为生。后来,他借钱买了盘油磨,用人力推磨磨香油,起早摸黑,挑出去叫卖。他为人大方,不会抠算,把本钱都赔干了。香油卖不成,又约集本村十多个穷哥,在庄西南河岸边砌起一座砖窑,领工烧窑。卖砖分钱,买粮度日。当时盖瓦房的人少,烧的砖卖不出去,被迫停烧。为了生计,他又把几个要好的伙伴组织起来抬花轿。他领的轿班子热心助人,不图钱财。穷人办喜事,风雨无阻,因此,他深得群众拥护。1920年至1923年,他请来师傅,开起酒坊,薄利多销。别的酒坊一升高梁八斤酒,他却一升高梁十斤酒。虽然赚钱不多,却可多得酒糟,每年养好十多头肥猪,照顾八口之家。王国华性情豁达,好朋友,讲义气,穷朋友来到他的酒馆,喝酒从不收钱。他的酒馆里,人来人往,成了大王庄村青壮劳力聚集的地方,他的威信与日俱增。无论谁家遇到什么难处,都愿到这里找他倾诉,只要王国华一说话,全村人言听计从。王宪昌、王运昌兄弟因宅基地打官司,花了不少钱,闹腾两个多月也未解决。王国华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咱穷人打官司,花那冤枉钱干啥?”经王国华调解,这场官司很快平息了。

1926年秋,共产党员李鸣岐、马尚德(杨靖宇)等回确山组织农民武装,迎接北伐军胜利进入河南。在中共驻马店特支的领导下,确山县红枪会武装迅速发展。王国华在杨靖宇等同志宣传教育下,积极参加农民斗争。在大王庄附近的西李楼、周楼、小李庄等十多个村庄,他组织起红枪会员一千多人,把自己的三间北屋腾出来,让红枪会员每天夜晚在这里练功。1927年4月,在北伐军进入河南前夕,李鸣岐、杨靖宇等成功地组织了震惊中外的确山农民暴动,王国华亲自带领大王庄的“排户队”一百多人,参加围攻确山县城的战斗。他们扛上自制刀枪,怀里揣着“窝窝头”,一直战斗了四天四夜,县城攻克后县长王少渠被活捉,溃兵向驻马店狼狈逃窜。王国华率领周邓庄、张堂、朱庄、代王庄等十多个村的红枪会员迎头痛击,消灭二百多人。在参加确山暴动过程中,王国华受到了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还没有与党组织发生直接联系,所以,暴动后,他又回家了。

大革命失败后,豫南各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地主豪绅更是变本加厉地压迫农民。王国华一家生活窘迫,二弟王国平被迫给地主当奴隶,父亲又被牛车轧死,无情的现实激起王国华对反动统治阶级无比的愤怒,决心与地主阶级作坚决的斗争。

1930年,中共汝南县委负责同志先后到大王庄一带,以种烟、打鱼为掩护住在王国华家,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的组织,他的二弟王国平、三弟王国卿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确山一带饥荒更为严重,地主采取重租重利盘剥农民,再加上苛捐杂税,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时的中共确山县委领导郭楼、大王庄、神寺、孔庄一带农民,开展声势浩大的分粮斗争。这一年秋末的一天,王国华抬轿归来,看到自己的弟弟和妻子都参加了斗争,于是坚决要求参加“鞭杆会”,积极工作,献计献策。不久,根据河南省委创建确山新苏区的指示,确山县委在中区、南一区、东二区先后建立苏维埃政府,让王国华担任中区苏维埃主席。中区区委采纳王国华的建议,把秘密抢粮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迫使地主薛益斋、张大驴献出粮食。然而,郭楼地主郭庆合串联一些地主公开报复。王国华和二弟王国平带领十多名经过挑选的会员严惩郭庆合。郭庆合被处决之后,王国华贴出布告: “坏货郭庆合,鱼肉乡里,罪有应得,乡间士绅,应以此人为戒”。

1932年2月,中共党组织根据王国华在斗争中的表现,由夏兴奎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大王庄支部书记。不久,担任中区区委书记。他的二弟王国平与他同年入党。

1932年3月初,王国华等向中共豫南特委反映,眼下庄稼人都揭不开锅盖,我们共产党组织必须首先解决农民饿肚子的问题。豫南特委符元亮根据实际情况,接受王国华的意见,改变了工作部署,决定组织群众开展分粮斗争。3月20日,县委召开全县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决定部署在水屯分粮。26日,王国华等带领两千多人,分了水屯街申世昌等几家粮行的粮食。这次胜利,对确山中区农民鼓舞极大。区委研究决定,因势利导,打开地主的粮仓,分给灾民。王国华、王国平等聚集二百多人,携带长矛,大刀、火铳,分数路包围了薛堂地主薛士谦的住宅,打开粮仓,连夜分粮。同时,贴出告示:“执迷不悟者,小心脑袋搬家;主动献粮者,相安无事”。薛堂、杜庄一带地主看到告示,先把粮秤好,堆在村口,交由灾民分配。但是,个别地主暗中转移粮食。韩庄寨中国神甫夜里用四辆牛车往驻马店运粮。王国华得知后,立即带领群众,埋伏在烧山脚下,待粮车一到,一拥而上,截下小麦、玉米五千多斤。王国华带领群众“打坏货”,除恶霸,并建立了中区武装大队。中共河南省工委对确山农民的斗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确山是“主要发动地,要集中力量开展确山工作,推动全省……”。可是,有人要求停止“打坏货”。王国华听后,立即反驳: “打坏货是群众的要求,错在哪里?”“上级说的对,当然服从;上级说得不对,我们应该向上反映情况。稀里糊涂,一害群众,二害革命”。“我要求给省委去信,请他们派同志来咱这里好好看一看,听听群众是怎样说的”。不久,党中央派人到确山广泛听取确山县委、各区区委和群众的意见,向省工委和党中央作了《论确山“打坏货”斗争》的报告,正确评价了王国华等领导的“打坏货”斗争,对确山县各级党组织,特别对王国华以极大的鼓励。他带领中区武装大队更大规模地开展“打坏货”斗争,迅速发展了中区和西区大好形势,连续得到了河南省工委的表扬。省工委指出:“确山中区同志们艰苦的作群众工作与英勇地领导斗争,的确有十分伟大的成绩”。“豫南党的农村工作,以确山县的工作较有基础,特别是驻马店的西区(即确山中区)离城十数里……,这些乡村已经是公开的,即是已没有大的豪绅,而小的豪绅虽未全肃清,但在群众们威胁下不敢有所举动”。

王国华在领导中区农民开展抢粮斗争的同时,积极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1933年2月底,中共河南省工委通知:本周内有八十列车国民党军队去江西“围剿”中央苏区,要求确山游击队设法阻挡敌人南下。王国华根据县委指示,把游击队伪装成红军过境,油印大批标语、传单,沿路张贴、迷惑敌人。王国平、郭钦先等等组成爆破组,在烧盆店大桥处把铁路炸翻。

1933年4月22日,河南省工委作出《关于红五月的决议》,决定集中最大精力领导开封、许昌、确山的抢粮斗争。据此,确山县委及时召开东、西、中三区代表会,决定由春荒斗争发展到更大规模的麦收斗争。王国华召开贫农会,经过他的宣讲、发动,到会的二十多位贫农听后,当场要求加入共产党。会上,成立了三个村的党支部,选举了五人组成的区委。七天之内,又健全了十个党支部,成立了各村分粮斗争会、分粮队,有组织、有秩序地领导麦收斗争。王国华明确区委分工后,深入各村召开群众会、积极分子会,交待政策和策略。随着麦收开始,声势浩大的农民斗争迅速掀起高潮。斗争中,王国华把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决定胜利的关键,使党支部真正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党员成为战斗先锋,全区四十多个村庄彼此呼应,统一行动,从地主手中夺回小麦三十多万斤。

王国华领导的确山中区大规模的抢麦斗争,再次得到了省工委的表扬。1933年6月,省工委决定调他任省工委巡视员,负责确山、正阳、汝南、密县、新郑工作。每次省工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之后,由他回豫南传达并检查巡视。

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接到确山劣绅的告急信,亲赴确山,密谋策划,重兵镇压共产党员和游击队。省工委获悉,立即派王国华回确山部署防范。王国华召集县委在大王庄北窑开会,决定将中区与西区合并,把游击队和党员、干部都转移到西区。1933年7月25日,国民党整编四十四师师长徐源泉部在驻马店下车后,兵分数路,将大王庄、郭楼、杜庄、孔庄、孟楼等十多个村庄分别包围,抓捕共产党员,由于党员、游击队已经撤离,才避免了一场重大的损失。

王国华任河南省工委巡视员后,及时向省工委报告情况,为省工委对确山工作的及时指导和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省工委根据王国华的汇报,对确山工作作出九条重要指示,同时,决定王国华任确山县委书记。王国华结合各区实际,一面继续组织中、西区开展分粮斗争,一面集中游击队,迅速转入武装斗争。

 1933年10月,中共中央通知各省选派代表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共河南省工委研究决定,王国华和豫丰纱厂工人杨子奇为河南代表。10月18日,王国华、杨子奇与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由上海中央局交通员陈继尧、李子健护送,经郑州、上海,前往江西。

1933年12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正式成立。王国华当选为省委委员。 

王国华与张星江、杨子奇经上海去江西,走到江西永丰县八都附近,正遇上两支军队交战。王国华看到一支身穿杂色衣服,带有红领章的队伍,心情十分激动,估计就是红军部队,不声不响地跟着走。尾随一段,被该部后卫人员发现,便将他们送到团部。王国华拿出介绍信,团长赖传珠用碘酒擦了介绍信的一角,证实了他们的身份,随即同王国华热烈握手,表示慰问。第二天,赖传珠派人把他们护送到公略县委所在地——水南。公略县委又给他开了一张介绍信,告诉他们到瑞金的路线。1934年1月2日,王国华到达瑞金黄土岭,与张星江一起列席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参加了“二苏”代表大会,他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听取了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在会议讨论时,王国华积极发言,主要讲豫南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战争和“打坏货”斗争。他讲得有声有色,引起了到会同志的重视。但是,王国华对有些问题感到吃惊和困惑。他偷偷地与张星江交换看法:“毛泽东开创中央苏区功劳最大,为什么还要受共产国际的批评?”他认为王明的那一套办法不符合实际,脱离实际。

六届五中全会和“二苏”代表大会结束后,朱德听到王国华的思想情况反映,主动找王国华、张星江谈话。朱德亲切地问王国华:‘“你的游击队在哪里?”

“在驻马店周围。”

“啊,”朱德惊奇地看着王国华,“在驻马店周围,那还能存在着?”“你们的游击队怎样干?”

    “打土豪。”

    “什么时候行动?”

    “夜里。”

    “白天呢?”

    “各回各家。”

王国华向朱德详细汇报游击队夜聚明散和枪支、人员情况。短短一席话,朱德就把王国华的病根摸出来了。朱德严肃指出:“游击队在驻马店周围是最危险的地方,敌人还没有发觉你们,要是发觉,一个团不行,用两个团,总要想法把你们消灭。”“要把游击队拉到山区去,拉到‘三不管’的地方,去生根发展!”

王国华深深感到,朱德话里凝结着多少血的教训’;更感到,自己懂得的太少了。他要求留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他听过罗明讲的党的建设,陈云讲的政治常识,贾拓夫讲的职工运动,徐特立讲的什么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王国华虽然不识字,但学得特别好。在上游击战术课的时候,他正发疟疾,躺在床上,认真听讲。在中央党校三个月学习结束后,他又到红军大学学习。经过三个月正规训练,军事知识有很大提高。他非常激动地说:“我是一个农民,现在进了大学的门,说是红大毕业,真不好意思。”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开始长征。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亲切地接见了王国华。毛泽东亲笔给王国华题写了“党不离枪”四个大字。王国华问:“我回去以后组织关系咋办?”周恩来说:“我就是你的组织关系,什么时候,都承认你的党籍!”陈云对他说:“你回河南后,要继续发动群众,牵制敌人,配合南方红军进行长征。”王国华说:“我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豫南的游击队搞起来,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他又去看望了毛泽覃,讲了回河南打游击的设想。毛泽覃鼓励他:“好,河南地处中原,西有伏牛山,南有桐柏山,大别山,回旋余地很大,有希望。祝你们成功!”领导的关心和同志们的鼓励,更加坚定了他回河南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心和决心。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很严,王国华不能返回河南,要求到地方工作,向苏区干部学习工作方法。于是,组织派他到长胜县任县委副书记。王国华在长胜工作半年多,处处留心学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工作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学会了游击战术和如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知识。1935年3月16日下午,王国华离开长胜县,到达福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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